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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雕塑(中)
时间:2012/8/28   阅读1450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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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①早巳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二世纪中)自印度传人中国②。当时的情况是在中西交通道路开辟以后,印度佛教僧侣相继东来,中国也有不少信徒西行求法。东晋时代的法显是其中最著名的,他所著《佛国记》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法显西行之前,东汉时即已有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等来中国传教,驻锡河南洛阳白马寺。后秦时,天竺鸠摩罗什三藏更大力整理由印度传来的旧译佛经,并新译了很多通俗的经文,佛教才逐渐在中国广泛传布。
①佛为印度古语中佛陀(Buddha的音译)的简称,意为智者或觉者,凡能“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者皆称为佛,佛教徒遂用以为其教主释迦牟尼的尊称,并称他所创始的宗教为佛教。佛经中泛称的佛,也多是指的释迦牟尼.参看本书附件《中国古代美术佛教题彼简介》.
  ②关于印度佛教传来中国的时代,东汉永平十年天竺僧人竺法监等应邀东来,当为佛教传入中国之蜘但也有说为西汉末年者,详见汤用彤:  《汉魏西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
  佛教在创始时是以众生平等思想,反对婆罗门教的种性制度和梵天创世之说的,其基本教义,是以断除烦恼,得以成佛为终极目的。为了能受到信仰,宣称人的精神不灭,生死轮回,并有天堂地狱之说。这种唯心主义的宣传,正是佛教在中国大受欢迎的原因。佛教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展,是和东汉以来的社会情况分不开的。
    中国自东汉以后,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虽然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有局部或暂时的发展,但由于东汉末年农民战争失败后,随之而来的长期的封建割据战争,以及稍后的民族间的战事,社会长期纷乱不安,人民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加之魏晋间兴起了反对儒道各教的玄学思想,这对当时统治阶级有很大影响,促使上层社会更加走向腐化颓废,更多陶醉于享乐生活。为了企图永久巩固其优越地位,便借助宗教迷信来麻痹人民,以消除其斗争意志。应运而生地出现了一些所谓高僧,有的为迎合统治者的爱好,利用玄学来解释佛理,还有不少人兼通老庄之学,促使玄学思想进一步与佛教唯心主义哲学相结合,佛教得以依附于士族贵宦,因此获得极大的发展。统治者也深悟佛教能起到“化民成俗”的特殊作用,为了利用它也就更大力提倡。
    后秦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传教期间,其弟子有的精研佛教教理,宣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对信众有很大的鼓动作用。到北朝时代,北魏拓跋族入主中原,部落新贵,贪图享受,佛教因果报应和天国极乐的宣传颇能迎合其心理,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在双重压迫下更遭到战乱流离的痛苦生活,除少数奋起斗争,举行起义外,多数人陷于贫困、离乱,痛苦无援的境地,很容易产生祈求神助的思想,正如列宁在论宗教时说的:  “当被剥削阶级在反抗剥削者的斗争中,表现得软弱无力,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美好的来世生活的信仰”;又说:“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世生活中,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3对于依靠他们的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乐善好施,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社会主义和宗教》)在处于那种社会环境和思想意识的支配下,人民对往生天国净土寄托了极大的希望,对放弃今世的一切欲求,以换取来世的幸福,也深信不疑。根据敦煌石室发现的六朝人所译的经典中,净土经论占有很大比重,也能说明这一事实。
    既然朝野贵贱,由于各种现实原因都信仰佛教,佛教便在这片沃土上根深蒂固地发展起来。随着佛教的普遍传播,被佛教借助来作宣传的各种艺术手段便同时大为兴盛繁荣起来。因为佛教的宣传方式,除了传播经典文字之外,主要是靠人人都能理解的艺术形象。正因为佛教是“以像设教”的,所以它在宣传上运用立体的雕塑形象,远比绘画形象为广泛。所谓以像设教的“像”,主要是表现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及其弟子侍从们。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争取广大群众的信仰,就须适应中国的风习,并与中国社会相结合,才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因此,佛教一方面利用雕塑造像以达到宣传目的,另方面,在造像的内容和形式上,不可能不对当时社会作出曲折的反映,这就使佛教艺术,主要是佛教造像必须面向现实。古代雕工塑匠们在这方面是充分发挥了才智的。如对佛和弟子、护法天王等的造像,既不违背佛教造像的仪轨(一定的造型样式),又符合于当代统治者的意图与要求。同时为了争取广大信众的心理,在造型上又必须使神“人性化”,即将宗教偶像赋以世俗人的形象,使信众感到亲切,才肯把祈求、愿望都寄托于神的身上。因此中国的佛教造像,是在中国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是中国各时代社会生活反映的一个方面,从各个时期佛教造像的演变中,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印度的佛教造像最早传来我国,从现存实物说,应早于两晋,南北朝时代①并且造像中的“犍陀罗样式”特别流行。犍陀罗建国约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五世纪,由于在这以前其地曾一度受到马其顿亚力山大王的统治,其佛教造像吸取了希腊末期和波斯的艺术影响,形成为一种既富有写实又类于希腊后期雕像与印度北部犍陀罗国的艺术形式相混合而成的犍陀罗样式。其造型特征是薄衣贴体,褶纹稠密,风格趋向于优美纤巧。这种样式传来中国后,很快就为中国有才能的雕塑工匠所吸收融化,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正所谓“自泥洹(佛涅磐)以来,久逾千祀,西方制像,流式中夏,虽依金熔铸,各务仿佛,名工奇匠,精心展力”(《法苑珠林·敬佛篇》)。说明中国的佛教造像模式虽然传自西方犍陀罗国,但毕竟已经过中国匠人的再创造,成为中国民族形式的佛像,并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
    中国的佛教雕塑,可大致分为石窟雕塑、寺庙造像和造像碑三类(其它各种带工艺性的佛、菩萨小型造像另列)。它在三国、两晋,尤其是南北朝时代,形成一个发展的高潮。虽然当时政治动荡不安,经济受到局限,但由于当时统治者的扶持,提倡,往往集中了全国人力物力以从事大规模的雕塑工程。造像内容有佛、菩萨以及弟子、神王、金刚力士和供养天人(飞天)伎乐,另有佛传故事等等,亦间有信士供养人的雕像。所有以上的造像,除按尊卑名位依次对称排列外,并按不同的经典内容而有所增减。中国在东晋以后,所有华严、法华、维摩和阿弥陀等佛教经典已相继传入中国,这就成为雕塑造像的依据。一般说来,神王力土等造像是南北朝以后才出现的。
    ①  据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代的墓室雕塑壁画中.已有佛教造像制作.详见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5期.1980年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发现有与东汉墓室壁雕相类形式的佛教造像。因时代尚有分歧意见,这里暂不引论.
    关于佛和菩萨的名称①,往往由经典而异。在南北朝时代,佛的名称有释迦,多宝、阿阙、弥陀等,菩萨则有文殊、普贤,观世音、大势至等。至于伽叶、阿难二弟子,是出现在南北朝后期。护法神王的名称也有多种,所有这些造像都有一定的组合,或多或少,或坐或立,都必须以佛为中心,且佛的形象比其他属从高大,以示尊卑之序。因此一个组合必须形成中央突出,左右对称排列的形式,且多以设计精美的窟室龛堂作为整体的括界。在窟龛范围之内,主要在佛、菩萨的身后,雕有华丽的“神光”,在窟顶或龛楣以及壁间空隙,雕出飘然飞舞的供养天人和伎乐。把整个窟龛装点得真如天国幻境,其用意在于以艺术形象感染信众,产生向往佛国极乐世界的愿望。至于佛、菩萨的造型,佛被表现得尊严而慈祥,垂目端坐,手足各作一定含义的动势。菩萨则以少妇少女为形象依据,宝冠花饰,修长婷立,妩媚含情,婀娜动人,可说是一躯躯优美的希腊式女神雕像。这种成功的菩萨雕塑形象,博得信众的亲切好感,达到了佛教以像设教、广播教义的目的。
另外,关于受佛教影响的道教造像,由于形式相类,也有必要在这里作一概略的介绍。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兴盛于汉、晋之际。但造像是在佛教“以像设教”的影响下产生的。据记载,最早的道教造像创始者为南朝宋的道土陆静修、宋文明等。其内容有元始天尊,三清(玉清、上清、太清)、真人、仙官,玉女等,结构形式全仿佛教,中为主像,左右胁侍。其不同者,  主像有须髯冠带,令人一望而知为道像。由于它是模仿佛教,虽有经典依据,却易形成公式化,因而道教造像一般不如佛教造像生动。南北朝著名的道教像,根据历史记载,有南朝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所造玉清像,北魏正光二年(公元521年)所造天尊像,北周天和三年(公;元568年)所造太清老君像等,惜现均已不可得见。
    ①菩萨是印度古语中菩提萨埵的简称,意即(道行仅决于佛者)参看本书附件《中国古代美术中佛教题材简介》
  中国封建时期,由于改朝换代的战乱,以及某些统治者的毁佛灭法(也兼有灭道教的),因此造像雕塑常因劫难而遭受损失。特别以明令灭法,受毁最重。历史上有以下几次:
1.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因在出征中偶有一次见到长者僧寺陈有兵杖,大怒,认为佛教僧众图谋不轨,乃下令兴道教,灭佛教,并误听谗言,尽诛沙门,焚毁经像寺院。
  2.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鉴于当时佛教寺院经济发展,使官府赋税蒙受重大损失,因而下令废释道二教,尽毁佛道经像,沙门道土二百余万还俗。及建德六年灭齐,又下令尽毁北齐境内的佛寺、道观及其造像。
  3.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出于与北周同一原因,下令尽毁国内佛寺四万六千余所,造像约三十万躯,铜像钟磬毁以铸钱。
  4. 后周(五代)世宗(柴荣)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也是由于与2、3两次同一原因,下令尽毁国内佛寺三万零三百余所,又诏令“除朝廷法物……外,应将两京诸州府铜器物诸色,限五十日内并须毁废送官”。
  以上1、2、3次史称“三武灭法”。第3、4两次灭法毁佛,是在南北朝及隋、唐佛教盛行之后,其对于雕塑艺术作品的毁坏损失是不可估计的。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造像,除一部分因埋人地下得以幸存外,只有远离城区的一些石窟,还得保存许多珍贵的雕塑遗作。
  现就佛教雕塑不同的形制分类论述于下:
一、石窟雕塑造像
  中国佛教石窟的开凿,与印度佛窟有直接关系。首先因佛祖释迦牟尼是在幽静的山洞中修道成佛的,为了纪念他,也为了便于信徒们的出家修行,故多选择远离城市的僻静山区开凿洞窟,并雕塑佛像,供为信徒们礼拜修行之所。在印度就遗留有这类石窟群多处。中国西部的新疆.甘肃等地,在过去是由中原通往印度的交通要道,沿路遗留有很多的佛教石窟群,只是那些石窟,由于地质条件的限制,难于雕刻石像,因此造像多用泥塑,并在窟壁满绘壁画,所以新疆、甘肃一带的石窟特别显得绚丽多彩。但建窟制度传到中原地区以后,由于石质坚细,适宜用作雕像,如云冈、龙门等著名石窟群,则是以雕刻代替了壁画。雕工用锐细的雕刀,经过精雕细刻,呈现出与壁画同样的绚烂景象,而且更能坚固耐久,千年不变。从艺术效果看,石雕虽然没有如壁画那样的缤纷色彩,但因有体积形成的光影明暗的映照,令人感到其琳琅灿烂,并不比壁画逊色,在由立体所产生的真实感方面,且有过之。如洛阳龙门石窟由于石质的坚细,使得富有才智的雕工们能以尽量发挥其创造性和才华,把一些造像龛中神光的飞天伎乐雕成高仅三、四厘米的精巧形象,耳目清晰,毫发毕现,神情面貌都极为生动传神,说明雕工们锋利的雕刀,可以媲美于画工手工:神妙的画笔。
  中国石窟的分布和保留有早期雕塑造像的石窟群:
    关于中国的佛窟创始时代,历史文献少有记载,就现已发现有纪年可考的,首推甘肃敦煌千佛洞石窟(莫高窟),创始于东晋符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又据清人考证谓“像教自汉明帝流人中土,终汉之世,凡宇内……未有镌及佛像者,至东晋始有之”(《曝书亭集》)。因此我们似可假定,中国的石窟造像,很可能是由东晋十六国时期创始的。
    中国现有石窟的分布,就整个封建时代佛教的发展传播情况来说,主要是沿着当时对外的交通线自西而东,即由最西部的新疆开始,经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以及四川、广西、云南各地,据统计,全国各地的大小石窟群将近百处之多,而每一窟群的窟龛数,有多至三四百个者。但在石窟的开凿时代上,属于东晋、南北朝的只有二十多处,且不是每处都遗有雕刻造像,新疆境内的石窟就是一个例子。
新疆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走廊地带。石窟群分布在天山以南的阿克苏、拜城、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约计十多处,共有佛窟六、七百个。其中最大的窟群,如克孜尔千佛洞,就有洞窟二百三十六个①,其它库车境内的库木吐拉,吐鲁番境内的吐峪沟、伯孜克里克,也都有石窟五十个以上。按照佛教西来的路线估计,这些石窟群的创始年代,有的可能早于内地,即比较早的敦煌千佛洞的历史,可能还早些①。但深为惋惜的是,所有新疆境内的石窟,窟中原有造像(泥彩塑像),由于人为的破坏,已全数荡然无存。著者曾于1953年随新疆考古工作团前往调查,踏遍天山南北,对库车、拜城一带的千佛洞,勘查特别详细,仅在克孜尔窟群流沙中找到一块立佛的残肢,从它那犍陀罗式的造型风格上,可以看出是较早时期的制作。
    ①  新疆维吾尔语称石窟群为‘千佛洞’,克孜尔亦称赫色尔,是维语红河的音译,地属拜城,石窟群在1953年调查时共编二百三十五窟,新近又在悬崖上发现石窟.故应为二百三十六窟.又据《人民日报》1979年6月5日刊登消息,谓新疆千佛洞窟共有九百余个.并且拜城库车两县新发现洞窟八个,其中有的还有塑像.
    新疆佛教石窟群分布(沿天山北路自西而东)
    吐和拉克店千佛洞         温宿县城南          现存洞窟6
    台台尔千佛洞             拜城克孜尔镇西北    现存洞窟8
    克孜尔(赫色尔)千佛洞     库车县城西北?o公里  现存洞窟236
    土呼拉克伊艮千佛洞       新和城北70公里      现存洞窟19
    库木吐拉千佛洞           库车城西南20公里    现存洞窟99
    克孜尔朵哈千佛洞         库车城北6公里       现存洞窟39
    森木塞姆千佛洞           库车城东北30公里    现存洞窟30
    马札伯哈千佛洞           库车城东北20公里      现存洞窟32
    雅尔崖千佛洞             吐鲁番城西10公里      现存洞窟10
    吐峪沟千佛洞             吐鲁番城东南50公里    现存洞窟94
    伯孜克里克千佛洞         吐鲁番城东南40公里    现存洞窟51
    胜金口千佛洞             吐鲁番城东南30公里    现存洞窟10
    西克辛千佛洞             焉耆县城西40公里      现存洞窟12
    现在以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为范围,列举现尚存留有雕塑造像的主要石窟群②如下(标有*号者是表明窟群中有南北朝以后的各时代造像):
    * 一、千佛洞(莫高窟)石窟群(甘肃敦煌),现存各时代窟龛四百九十多个。
    * 二、文殊山石窟群(甘肃酒泉),现存各时代洞窟约十二个。
    * 三、马蹄寺石窟群(甘肃张掖,现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寺区),现存各时代洞窟约六十余个。
  ①据历史考古学家阎文儒教授的考证,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第17号窟的壁画“最晚可能是二世纪末”(即东汉晚期),见《文物》1980年6期60页末.如果此说属实,则我国的佛教石窟艺术的历史要大大提前了.始引证于此,以待进一步研究.
②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群,据文献记载是十六国北凉时代创始的,但早期的窟室造像已毁去,故不列入统计中.
  * 四、炳灵寺石窟群(甘肃永靖),现存各时代窟龛约一百九十多个。
    * 五、麦积山石窟群(甘肃天水),现存各时代窟龛约一百九十多个。
    * 六、寺沟石窟群(甘肃庆阳),现存各时代窟龛约二百八十多个。

    * 七、须弥山石窟群(宁夏固原),现存各时代窟龛约六十多个。
    八、云冈石窟群(山西大同),现存北魏时代窟龛约一千多个。
    九、万佛堂石窟群(辽宁义县),现存北魏时代窟龛二十六个。
    * 十、龙门石窟群(河南洛阳),现存各时代窟龛约二千一百多个。
    * 十一、石窟寺石窟群(河南巩县),观存各时代窟龛约二百五十多个。
    十二,鸿庆寺石窟群(河南渑池),现存北朝石窟五个。
    * 十三、南北响堂山石窟群(河北峰峰矿区),存北齐、宋代窟龛约十六个。
    * 十四、天龙山石窟群(山西太原),现存北齐和隋、唐窟龛二十四个。
    十五、栖霞山石窟群(江苏南京),现存窟龛约二百九十个。
    现分别论述于下:①
    (一)敦煌千佛洞(莫高窟)北朝及其以前的泥塑像
    甘肃敦煌地处西陲,当两晋南北朝时代,中原地区战乱频仍,而敦煌所受影响不大,且该地又当东西交通要道,是印度佛教传来中国的必经之地。据记载,早在西晋十六国时代,就有著名的译经大师竺法护来此,并号称“敦煌菩萨”,东晋十六国北凉名僧昙无谶,也长住敦煌布道译经,当时的敦煌已是“村坞相属,多有塔寺”。这应是敦煌千佛洞的肇始时期。
    敦煌千佛洞一名“莫高窟”②,位于敦煌县城东南约25公里的三危山与鸣沙山夹峙的河谷断崖西麓,那里是一处沙漠中的绿洲,在杳无人迹的沙碛中,忽然出现如此绿树流水的逶迤山冈,本身就是宛如梦幻的仙境。关于石窟群开凿的创始,根据唐人《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是始自十六国的前秦符坚建元二年(366),实际现存窟龛造像,因无文献和窟室造像题记可据,以致在永至其它石窟群也因行文的便利,前后有些变动.又在论述的石窟群中,因云冈,龙门两处较有代表性,特作重点介绍.
    ①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须弥山石窟群因尚待实地调查,天龙山石窟群也因重点在隋唐都暂不论述,

    ②  莫高窟之名历史上起子唐代,到元代,曾刻有汉、梵、蒙、回、藏、西夏等六种文字的“莫高窟”碑,碑仍保存在千佛洞.
   靖炳灵寺石窟发现有十六国造像(详后)之前,对于敦煌千佛洞最早的造像,一般都定为是北魏时代,最近才把有的窟室的造像评定为早于北魏的十六国制作。
敦煌千佛洞有一个与新疆各石窟相同的特点,即在地质上同处于砂砾岩地带,石质松软,不宜于雕刻佛像,因此,只能作泥彩塑像,并把重点放在作造像背景的壁画上。但由于新疆一带的石窟泥塑已遭毁灭,使得敦煌泥彩塑像与麦积山等地的泥彩塑像,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泥塑艺术的发展,如前所述,是从原始时代的制陶开始的,到奴隶社会,即出现了陶俑。封建初期,陶俑艺术在当时雕塑制作中占权威地位,秦陵大型人马和咸阳出土西汉兵马俑群,都是当时雕塑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品。  但是,属于佛教的泥彩塑像,则是从新疆、敦煌的石窟开端的。
  敦煌千佛洞(莫高窟)现存有窟龛四百九十二个,属于十六国后期和北朝时代的,就其造形风格以及石窟的形制,约可分为早晚四期。即第一期属于十六国北凉时代(公元401—439年)的有268,272,275三个窟;第二期属于北魏(公元386—534年)中期(约五世纪后半)的有251,254,257,259,260,263,265,487八个窟;第三期属于北魏晚期和西魏(公元534—556年)前期的有246,247,248,249,285,286,288,431,435,437十个窟,第四期则是属于西魏后期和北周时代(公元557——580)的有290,294,296,297,299,301,428,430,432,438,439,440,441,442,461十五个窟①。由于著者住敦煌踏查时期是在1941—43年,那时千佛洞的窟龛编号,有法国“考古队”的伯希和和国画家张大干两人的不同的窟号。当时对佛教雕塑艺术还缺乏研究,只想对个人喜爱的壁画从事观赏临摹,对于雕塑造像的时代风格特点,认识是非常不够的。由于这种原因,以致对于敦煌的历代泥塑造像,印象很是模糊。一直到三十年以后,在编写这本书的初稿时,仅有一小部分雕塑照片可据,深深感到资料缺乏。曾根据我国历史考古学家宿白教授发表在1956年第2期《文物参考资料》上的一篇《参观敦煌第285号窟札记》,把千佛洞的早期窟龛划分为早,中、晚三期,依照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新编号,考定出属于早期的是257,259,272,275等约六,七个窟,属于中期的是248、249,263、285,288等约十一,二个窟,晚期的是296、428,431等约十个窟。另外还有属于早期的243,属于中期的251、260和晚期的249,254、257、274,435等窟。以上所谓早期,当然包括十六国的七窟,所谓晚期,是包括有西魏,北周的三十二个窟。①但从雕塑艺术史的角度说,重要的是不同时代的造像的不同风格。一般说来,早期的多表现为浓厚的犍陀罗样式,有些佛和菩萨,薄衣贴身,肢体硬直,原始的拙朴气息毕现,但面容仍接近于中国人的形象。这说明在佛像塑造上,虽受着外来的影响,但毕竟是在中国社会的生活现实基础上,并由中国的雕塑匠师所精心创制的。如早期的编号为259窟正龛中所塑的释迦佛和多宝佛并坐谈道和右壁龛中被誉为东方“蒙娜丽莎”②的单身坐佛以及257窟正龛中的释迦佛说法坐像,虽然全身穿着的都是印度式袈裟,但从俯身向前,面露浅笑的生动形象上,可以看出雕塑作者是结合当时的生活现实,从现实的人物形象来体现出慈祥而又庄重的佛的身分、性格的。又如251窟中心塔四角隅所塑胁侍菩萨和435窟的护法天王像,两像都是北魏中后期的作品,因为从衣饰装扮上,都已转变成中国当时流行的“褒衣博带”的服饰。在塑造艺术手法上,其主要优点是一柔一刚,前者应用纤密的曲线,表现出绮丽秀美的体躯,后者则用硬直疏略的粗线,显示出雄强健劲的气质。这种根据不同性格,主题而决定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说明当时雕工们在塑造佛教造像上所运用的现实主义技巧,已明显地体现在创作实践中。
  在千佛洞北朝晚期的窟室中,有些造像,风格很接近于隋、唐。如431窟西魏时期的三尊像,其服饰装扮,已完全摆脱了犍陀罗的样式,特别是胁侍菩萨,赤裸着上体的“入世”形象,几乎与以后的盛唐时代的菩萨不易区别,所不同的只是保留着面容瘦削和裙带服饰质朴无华等北朝造像的特点。在我国佛教雕塑中,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人物造形,与同一时代的绘画中所表现的“秀骨清像”是一致的。这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崇尚玄学所形成的审美风尚决定的。
敦煌千佛洞石窟群中属于较早的三十多个窟龛,就其艺术内容来说,应是以作为造像辅助的壁画为盛,原因是由于年代久远,塑像多已残缺不全,而且有的还经过后代几次妆銮修补,以致有的造型风格,已难于辨别其时代特点。
    举例来说,如被定为晚期的254窟,但就窟中残留的汉代阙门形式的壁龛样式和龛中交脚菩萨的造型装扮来看,它应属于北朝早期甚至更早的制作。又如在一唐代窟中,竟出现有绝似北朝造像样式的壁龛造像,这一壁龛,从龛式和彩画装饰以至龛内左右胁侍画像看,完全是唐代样式。可是龛内所塑半倚坐式的思维菩萨,不仅题材上是北朝多见的,即菩萨的造型,从发式胸饰以至全身躯的服装,无一不为北朝所多见。它与上述254窟壁龛中的菩萨也是很相近的。于此就足以说明敦煌千佛洞北朝雕塑造像由于经过历代装修所形成的后果。拿千佛洞的十六国和北朝造像,来与后代,特别是佛教艺术兴盛的唐代相比拟尹不仅在数量上相差太远,即在彩塑的色彩质量上,也是不及唐代的。因此,难免得出下述的印象:即敦煌千佛洞石窟群在其历史地位和彩塑造像的性质上,都应居于很重要的地位,但如单纯从早期雕塑造像来说,它和麦积山石窟群的词类造像相比,多有逊色(详后)。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敦煌千佛洞的佛教造像,在两晋南北朝这一阶段就不作重点论述了。
    ①  关于敦煌莫高窟洞窟的分期,参看《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②  见《丝绸之路纪行之九—敦煌》—《人民画报》1980年第3期
    (二)酒泉文殊山石窟群
  酒泉,张掖和敦煌,在西汉时代同为河西四郡之一,是中国通往西域的走廊地带,佛教传来中国,首先受到影响。敦煌遗有千佛洞石窟群,酒泉、张掖,也各有类似的佛教遗迹,但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变迁,以致这两处的石窟群,到今天都显得支离破碎,即现仍遗留的一些洞窟,也多已半数塌毁。现将两地尚能见到的洞窟造像分述于后:
    酒泉和张掖都是靠近祁连山并依靠山上雪水下流以从事农田灌溉的地区。文殊山石窟群位于酒泉西南约15公里的祁连山北麓,因建有文殊寺而把这一佛寺区域称为文殊山。石窟群分散在前山、后山两处,每处各有三、四窟不等少在前后两山区之间的接壤地带,另有小窟,如此,全部洞窟约十个以上。明,清两代喇嘛教盛行,同时还有道教寺观也以文殊山为圣地。以致多数的洞窟都加建窟廊或殿堂,使得本来洞窟不多的文殊山,却形成了佛寺道观栉比相望的香火道场。凡是到过酒泉的人,都能忆起在南望祁连的雪山胜景时,隐约中看到的文殊山名胜的深刻印象。据调查,文殊山共有大小寺观三十多所:属于道教者约占三分之二,佛教庙宇仅有千佛楼、观音阁、地藏寺、文殊寺,睡佛寺等十数处①。  清人《重修肃州新志》稿有谓:“山峡之内,凿山为洞,建屋为寺,俗称三百禅室,号曰‘小西天’。”在酒泉的《肃州八景》中,“南山古刹”(文殊山)即居其一。
    关于文殊山石窟群创建的历史,缺乏文献记载,仅有现存于文殊山的元代泰定三年(1326)所建《重修文殊寺碑》记有:“……所观文殊圣寺古迹,建立已经八百年矣”的记述。从公元1326年上朔八百年,为公元526年,时在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虽是北魏晚期,但佛教仍很兴盛。且在此以前,酒泉早属于十六国前凉统治之下,西凉李嵩并在酒泉建都,接着又为北凉沮渠蒙逊的属地,北魏灭北凉后,酒泉即隶属北魏版图。所有以上这些朝代,都是佛教盛行时期,文殊山离酒泉不远,自然有兴建石窟佛寺的可能。十分遗憾的是经过后代,尤以明,清两代喇嘛教和道教的摧残破坏,有的把原有造像改妆改塑,有的甚至全部毁去重塑新像,以致到今天的文殊山石窟造像,已是面目全非了。
现根据1956年美术史专家史岩教授和1965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的两次对文殊山佛窟的调查材料②,特将文殊山属于早期、即包括十六国和北朝的石窟造像略述于后:
    前山第一窟,原名千佛洞。开凿于悬崖高处,窟外有清代建筑的殿堂式窟廊三间,窟为北朝多见的中心塔柱式,窟室不大,深广各约4米,方塔每面宽约2米,每面各雕为上下二层单龛像,龛内单身坐佛,龛外左右胁侍菩萨,也是敦煌千佛洞早期造像多见的布局。只是由于龛内外的造像,历经后代多次的修补;妆銮,以致失去了原形,时代风格已难于辨识。所幸窟四壁仍保存有类似敦煌北魏风格的壁画原作,这是文殊山窟群中最值得珍贵的早期遗迹。
    前山第二窟。在第一窟左邻,窟内型制亦为塔柱式,但所有的造像,壁画已全毁去,窟前壁也已塌落。
    前山第三窟,原名万佛洞。窟离第一窟也不甚远,但须通过一狭长木桥。窟外经后代建有一排翠飞式殿宇,石洞位于左侧殿宇之后。从窟内塔柱式的构造上,可确定为早期开凿,《重修肃州新志》亦称文殊山万佛洞为北魏所造。窟室大小与第一窟相似,中心塔柱海面的龛像布局也大致相同,但所有造像都经过重塑,就连窟壁壁画也已经后代重画。
    ①  参看史岩《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7期.
    ②  分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7期和《文物》1965年3期.
    后山第一窟,原名古佛洞。窟在后山一深谷中,窟门外建有清代护廊。窟为中型塔柱式,深广各约5米,塔柱中层雕出龛像,龛型和龛楣结构以及莲花龛柱装饰,都类似敦煌千佛洞早期形式,只是全部造像已重塑,壁画亦为明代重绘。
    后山第二窟,原名千佛洞。窟门外有清代建造的窟檐护廊,窟内结构大体类似古佛洞,但造像全为清代所改塑。
    后山第三窟。窟在第二窟右邻,虽残留有塔柱结构形式,但造像壁画都己无存。
    以上前山、后山各有三窟,在这;<窟中除两窟已空无所有,三窟的造像已重新改塑,只有前山第一窟千佛洞中的造像尚留有早期的残影,但究竟是十六国还是北朝的遗迹?因为既看不出原有的造型风格,也就难于辨识了。
    对于塔柱式的型制,从敦煌千佛洞,尤其是内地各石窟群(详后)的塔柱窟来看,多数是出现在北朝晚期的东魏、西魏和北齐各代,也有个别的属于北魏晚期,但新疆各地早期的佛窟,也有与之相类的型制。因此,仅凭此以作为断代的依据,就有待于多方面考证了。
    (三)马蹄寺石窟群
    张掖马蹄寺石窟与酒泉文殊山石窟,都是祁连山北麓接近河西走廊地带的交通线上的邯教重地。马蹄寺位于;张掖县城东南约60公里的马蹄河岸,石窟群即开凿在山麓的河壁间。其地原属张掖专区的民乐县,现归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管辖。石窟群可分为南寺、北寺、金塔寺、上观音寺、中观音寺、下观音寺和千佛洞等七组,其间的距离是2至5公里不等,如此分散的窟群,想来是由于地势所形成的。这七处窟群约计有洞窟七十多个①,其情况与敦煌千佛洞四百多个窟龛密集在1公里长的沙崖上是全不相同的。在这七十多个洞窟中,就其型制说,属于早期即十六国或北朝的仅有九个,和酒泉文殊山窟群同样是以中心塔柱为依据的。现分述于后:
  1. 金塔寺东西二窟。金塔寺的得名不知何据?是否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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